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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贡砖与紫禁城的前世今生
http://lq.lcxw.cn 2016-03-11 11:28:09  编辑:临清新闻网  阅读人次:

  缘 起

  时光倒流五百年,这里正是古临清记忆开始的地方。汩汩的运河水流淌着岁月的歌谣,古老的临清贡砖垒积了风雨浸润的传奇,记录着一代又一代窑工苦涩的生活,曾经那样炫耀、辉煌。

  夕阳笼罩下的大运河,相向流淌着一条条各色的船只,以及船上的红色灯笼。飞檐翘角的民居依缓缓的运河水而建,运河两岸的官窑冒着袅袅的青烟夹带着呼呼的火苗,和船上的灯笼遥相呼应。鳌头矶的望河楼上,登高凭吊的游客已经散尽,夜幕徐徐降临,让人不再能分辨出歇山重檐的挑角和屋脊上陶制跑兽的模样。一阵夜风吹过,临河的树木发出“沙沙”的回声,中天的半月,快要升到鳌头矶的的门楼顶上了。

  五百年来,历史在此留下诸多遗痕,繁华中的残迹和残迹中的繁华已然牢牢焊接在一起。五百年来,我一直苦苦地寻找一位摆渡人,向他索要一个关于一座城市的传说。五百年来,我一直苦苦地皓首穷经,遍访江河。眼前的街道和茶肆,以及那些牵牵挂挂的幡子,是那样的眼熟,仿佛昨天的午后,我曾在此饮酒作诗,听书会友。

  元朝的城墙大多土垒,北京现有几处元大都城墙遗址均不见砖瓦,不过一道土垒的堤坝。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下令推掉元朝的土垒城墙,营造新都北京,这位颇有乃父遗风的马上皇帝坚守了朱元璋的政治信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经过多方对比钦定在临清建造贡砖烧制基地。自此至清前后500多年间,临清境内“官窑万垛青烟袅”,遍布在运河沿岸,窑工数十万,“工部营缮分司督之”,由临清至北京皇城“岁征城砖百万”。经考证,明长城、故宫、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九门城楼、钟鼓楼、文庙以及王公府邸,所用全是临清贡砖。一个专业化的贡砖生产基地在此形成,临清砖也得以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被历史铭记。

  马蹄声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明朝修了100多年的长城,仍没能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满清入主中原后继承了明朝的皇宫,又加以修缮,其后几百年间清王朝陆陆续续修建了外八庙,避暑山庄,圆明园,便是皇帝长眠的东陵、西陵等建筑所用绝大多数仍是临清生产的贡砖。所谓“明修长城清修庙”(那么临清只得无休止地修窑了),且不论孰是孰非,谁的政策更加亲和,手腕更加高明,单就一点而言,临清砖过硬的品质是两朝帝王都深倚为重的。

  身 世

  临清贡砖聚在一块最多的地方当然是北京城,除了窑洞——它们的出生地。走进今日的临清市博物馆,在古砖陈列室里摆放着几百块“击之有声、断之无孔,不碱不蚀”的青砖。这仅有的几百块粗粝与细致并存的青砖实际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贡砖,真正的临清贡砖不过烧制出来的十分之一,且已经层层挑选运往京城,这里大多是废弃不用的残次品,后经民间收集而来。而实际上,作为被废弃的残次等砖在当时也会被妥善存放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那么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朱棣或者说历史选择了临清来承载北京城的根基,临清砖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够让为求稳固的两朝帝王选为建宅之用呢?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临清的水质好,土质好。临清城内漳卫河,会通河水质清澈,不碱不蚀,适合和泥之用。聊城大学教授王云说由于地处黄河冲击平原,每次黄河泛滥时,总会留下一层细沙土,覆盖在当地的粘性土壤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层沙土一层粘土的叠状结构,沙土色浅白,粘土色赤褐,层层相叠,如莲瓣均匀清晰,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莲花土’,细腻无杂,沙黏适宜。第二是临清砖的烧制大多以豆秸为燃料,这也是有讲究的。由于豆秸油性大,火力旺,烧出的砖青黑透绿,成色好,据《临清州志》载,东昌、阳谷、寿张等方圆千里的州县都争相往临清运送豆秸,每年所用豆秸几近亿斤。也许这从另一方面催生了当地一种非常有名的小吃——托板豆腐的流行吧,时至今日在临清的大街小巷仍可见沿街的小贩推了车叫卖。第三当然是因为京杭大运河的交通之便了。由于选料考究,工艺精细,淘汰率高,临清贡砖的质量非常高,在临清当地有一个人人耳熟能详的数据对照。单以硬度而言,普通砖的硬度是70号,而临清砖基本上都在100号以上。国家文物局的研究人员曾专程到临清用回弹仪做测试,结果发现临清舍利宝塔的部分古砖的硬度高达200多号,比一般石头还要硬。

  一块砖就是它自己的代表作。作为一门传承了数百年的民间技艺,烧造工艺考究的临清贡砖,总共要经过选土、碎土、上垛、过筛、澄泥、熟土、养泥、醒泥、制坯、晾坯、盖戳、验坯、装窑、焙烧、洇窑、出窑、初检、复检等18道工艺。每一批砖从进窑到出窑,都要用猛火足足烧一个月,灶里的火每天24小时不停,砖窑里始终火光通红,空气中颤动着哄哄的火响和明亮的浮光,精壮的窑工们几乎赤裸着,脊背闪着黑亮的光,汗水则像泉水一样在这种光芒中肆意地流淌,仿佛要流成一条油亮的河浇灭那疯狂的炙热。每机械木然地拉出一车砖,土人般的窑工便会停在路边 “咕咚咕咚”地喝下几瓢水,摸摸嘴后便再次踏上周而复始的烧砖历程,所谓“转来转去总有烧不完的砖”。这样下来,一孔窑每年最多烧也只能烧12窑贡砖,而实际上如果一切从开始算起,烧一窑临清砖至少要三年以上的时间。即使如此,一窑之中成色最好的砖也只有不过半数符合官府的要求。经过层层筛选,检验合格的砖会用黄表纸覆裹,朱砂印戳,再装船北上。

  尽管窑工们辛苦异常,可对于作奸犯科急需避难的英雄好汉们而言,这里绝对算得上不啻于水泊梁山的绝佳去处。这是因为官窑在当时是享有崇高的地位,对制砖突出的窑场皇帝会御赐虎头牌和黑红棍立于门口两侧,凡私闯皇窑或寻衅滋事者可格杀勿论,至清代更赐窑户黄马褂以示恩宠。这些足以抵得上尚方宝剑或者免死金牌的信物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临清制砖业的繁荣。

  与临清制砖业的繁荣相一致的正是朝廷严格苛刻的管制。明朝时临清设有4个砖厂,明朝由工部营缮分司主管,清朝则改由山东巡抚分管。有朝廷委派的太监主管,有省府巡抚,有临清州府的县令各级朝廷官员层层把关,当然也少不了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比如《金瓶梅》第三十五回就曾记载刘公公擅自“送”给西门庆500块贡砖,不过这种等级森严的监管制度总体上保证了临清砖的质量,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年仅三十七岁的孝贤皇后在南巡途中,舟车劳累,感风寒,距临清百里的德州崩逝。受到致命打击的乾隆为爱妻修建皇陵,要求临清方面2个月内完成40万块寿工砖。山东、临清各地官员战战兢兢,心急如焚,又是督促加班,又是赶建新窑,结果天公不作美,阴雨连绵,烧出来大部分是废砖。无奈之下,工部郎中奉旨到临清,在各砖厂、窑场所存的20万块废砖中重新敲验,居然选出12万块运抵北京。

  此外,临清砖上都标注有生产年月、地点以及窑头、作头和匠人等姓名的刻字,一旦贡砖出现问题,就能直接追查到人。普通游客去故宫、十三陵等地参观,却很少发现“署名”的临清贡砖,是因为“署名”一面大部分垒到了内侧。只有在城墙残破处偶尔能看到这种“署名”,比如曾发现的“万历二十七年窑户梁应龙,匠人赵田造”、“康熙二十八年临清砖窑户周循鲁,作头张名仕、张化豹造”等字样。这一方面给后人了解临清贡砖提供了珍贵的信息,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古代“责任到人”的生动体现了。

  北漂

  明清两朝帝王建完皇城建宫殿,建完宫殿建行宫,建完行宫建陵寝,几百年间大兴土木从未有歇。临清砖自然成为朝廷宠儿,用量繁多,供不应求,即使专门的运砖船星夜兼程,还是赶不上大拆大建的速度。为了提高运输速度,降低运输成本,朱棣效仿父亲朱元璋让路过长江的客船捎带官砖到南京的举措,拟了一道圣旨:船每百料带砖20块。临清砖重则六七十斤,尽管明朝造船业发达,对于当时小本经营的贩夫走卒而言,额外增加数千斤的重量,撑船拉纤都十分吃力。然而谁曾想,就是这么一道无理的圣旨竟然沿袭了五百年,且历任君王愈加变本加厉,至嘉靖十四年(1535),增至粮船每艘带120块,民船每尺带12块,如有损坏,全额赔偿。唯一可以豁免的是为皇室进宫采购进贡鲜货的快船。抛沉贡砖的情况时有发生,不过皆遭到朝廷严厉查处,轻则斩首,重则株连,长此竟成为专制体制下明清两代的一条铁规。

  一艘艘满载了货物与贡砖的商船、客船、官船、民船如拿到“牌照”般离了临清,乘风一路北上,经通州张家湾或天津直沽厂改走陆路,卸船装车的过程中经过复检后方可进京,时至今日在张家湾仍留有被遗弃的过往船只的存根。据考证,正常情况下临清每年出窑青砖约1200万块,但最终运到北京的不过百万,至于被真正使用而成为这座城市一部分的就又少之又少了。就这样,临清贡砖源源不断运抵北京,自明初朱棣迁都至清末“停漕改折”京杭大运河遭废弃时止,这种专门运输以及强制性搭带的运输方式每日如此,未曾停歇。

  岁月蹉跎,五百年间紫禁城的灯火明明灭灭,饱经王朝更迭、惯闻鼓角争鸣的临清贡砖与天安门前图腾的华表、九龙盘踞的回音壁、残缺的九门城楼、布满三六九等脚步的八大胡同、写满了城南旧事的四合院同在,照耀着华夏更迭的历史,也照耀着徘徊在历史长廊的行人。日益磨损的砖瓦,如一个瘪着秃掉了牙齿的老人承载着泛黄的记忆,套上一座城堡的相框挂在古老且现代的北京城,在遍地月光下喃喃自语,供寻找家园感和归属感的世人默默仰望,充满回忆和想象。

  轮 回

  卢梭说过:在人类所有一切可以谋生的职业中,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的职业是手工劳动。然而,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新的需求,外部变化使得临清制砖业日趋僵死,而作为匠人们日积月累的一门手工手艺却残留着未能完成的变革,加之社会大背景下的战乱与动荡也使得临清制砖业很难从容转身,临清贡砖的发展受到局限,它的盛极而衰也就不可避免了。失去了“政府采购”订单的传统作坊,迅速地坍塌了,伴随着官窑坍塌的,也许会有深埋地下的无数窑工疲累的魂灵,以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吧,行文至此,情不自禁想到张爱玲的两句诗:怅惘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青砖生产在临清迅速绝迹了,这一珍贵的遗产濒临着前所未有的湮灭的危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北京的故宫、天坛为代表的古建筑进行维修,经常有北京、天津、西安、南京等地的文物旅游部门按图索骥,前来临清购买青砖,但无一例外都无功而返。90年代后全国各地都开始重视起古建筑的修缮与保护,进入21世纪各地积极发展旅游业,进行古建筑重修,临清贡砖迎来了繁荣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提到贡砖的复兴,人们总绕不开一个名字:景永祥。年过花甲的景永祥老人是当年窑工的后人,作为临清贡砖烧制技艺的唯一继承人,果敢地在引黄干渠和古运河的交界处,即今天的临清市新华办事处西陶屯村建立了生产基地,执著地坚守着临清贡砖的烧制,默默地传承着这一传统工艺。景师傅微微弯曲的身影在窑厂漂移,臂膀起落间,泥巴奏响的音乐韵律合着空旷窑厂里的回声,此起彼伏。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特的材质,独特的烧制技艺造就了独特的品质,已经投入市场的就有故宫、济南大明湖,蓬莱阁,聊城光岳楼,成都杜甫草堂修复中的用砖。老人没有什么爱好,块块青砖牢牢地绾结着老人所有的情感,除了白天的辛苦劳作,就是伴着窑头的弯月,弄几碟时令小菜,品两口家乡小酒,朦朦胧胧间寻一点子幽幽的苍茫。如今,年逾古稀的景永祥老人将烧砖这一技艺传承给了他的徒弟也是他唯一的儿子,我们期待着临清贡砖在景永祥父子两代人手中重新焕发光彩,而不是放在博物馆里供人观瞻。

  幸运的是,以大运河申遗为契机,我们有幸在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发现了“临清贡砖烧制技艺”的印迹,这于临清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而言无疑是一种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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